第百三十九章听证 (第1/2页)

    第二天一早是阴天，法庭走廊的灯光也略显昏黄，几乎让人分不清是自然的阴沉，还是建筑本身的冷淡气质。

    沉纪雯坐在听众席第二排，驼色风衣搭在膝头，眼神落在庭审台中央。

    这是她实务课程的旁听任务。教授挑选了一起正在审理中的刑事案件，要求学生结合现场表现撰写一份法律与心理交叉分析。

    案件编号HDM-05-187，被告为Clara  Andrews，十九岁，控罪为谋杀生母。导师曾在通报时简单提过，Clara并未否认罪行，但辩方主张减责。案情复杂，陪审团裁定或有减刑空间。

    沉纪雯没有提前查任何背景材料。一如既往，作为旁听者，她不希望让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自己对人本身的判断。

    法官宣布开庭。

    控方律师起身，朗声陈述：

    “本案被告于2005年3月12日凌晨，在与母亲Sylvia  Andrews共同居住的住所中，持厨房刀具对死者实施伤害，致对方当场死亡。”

    “案发后被告并未逃离现场，而是在原地等候警方到来，供词明确，未作否认。”

    被告Clara坐在被告席上，身材瘦小，五官精致，头发很短，穿着宽大的囚服，神情平静得像在放空。

    证人很快出庭。是邻居、一位中年女士。证词一板一眼：

    “……常听见争吵……那女人的精神状态很差，和邻居关系都不好……之前曾拿烟头烫她的孩子……”说到最后，语调都放低了。

    控方律师没有深追，只点到为止。显然，他们更希望将焦点集中于行为事实，而非动机解释。

    随后是辩方。

    辩方律师是一位年近五十的女士，语气带着一丝煽情成分。

    “我们承认事实发生，但请求法庭审慎考量背景环境。”

    “我的当事人从小生活在高度暴力的家庭中。从死者病历可知，其患有临床确诊的边缘型人格障碍，长期对女儿进行语言及身体虐待。”

    律师顿了顿，语调变高了点，“自当事人十叁岁起，其父将与前妻所生之子Luck，即Clara的同父异母的哥哥接入家庭生活。父亲本人长期缺席，实际抚养与监管责任落于患病母亲一人。”

    她低头找出一份Clara的既往入院证明向陪审团及法官展示：“两名未成年子女在精神压迫和家暴中共同生活多年。父亲不在家，母亲行为失控。Luke从16岁开始打工维持家庭生活，也承担起对妹妹的照顾。”

    她走回席位，低声道：“两名未成年子女在完全缺乏依附的家庭结构中，发展出了非典型的情感联结。那段关系从伦理上令人质疑，但它不是操控，也非伤害，而是被忽略者之间，彼此保护的产物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明确说出他们的实际关系，却让在场每个人都明白了重点。

    法庭响起一阵窃窃私语。

    沉纪雯手中握着笔，缓缓收紧。

    “案发当晚，死者进入房间，目睹二人亲密状态。”律师低头翻阅资料，又抬起头，“随即情绪失控，使用极具羞辱性质的语言对二人进行辱骂，并有肢体威胁行为。”

    “事后尸检显示，被告母亲手部及躯体有抓挠痕迹；而厨房地板上残留叁人血迹，推断现场发生了激烈争吵，警方案发现场照片已交予各位陪审员参考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的辩护不基于否认事实，而是主张，当事人当时的精神状态已被压至极限，在长年暴力、当场羞辱与情绪挑衅交迭下，出现临时性控制能力丧失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请求各位陪审员裁定此案为误杀，而非谋杀。”

    她说完，朝法官和陪审席略一躬身，结束陈述。

    片刻后，法官允许被告人自辩。

    Clara被引入证人席。

    她没有看观众席，也没有看陪审员，只在法警引导下站定，声音不高，但足够清晰。

    “是我动的手。”她说，“我捅她的时候……没有太多想法。”

    “她冲进来，一边骂，一边把我扯到厨房，拿起剪刀。”她声音